乃賴的部落格

昏黃的陽光映著秋收前金色的稻田，西風吹過，稻穗與稻葉不斷搖曳，沙沙作響。宋康昊問一名穿著制服，下課途中遇見的女孩：「你有看到他的臉嗎？他長什麼樣子？」女孩回答：「嗯…有點平凡」宋康昊問：「怎麼平凡？」女孩搖了搖頭，還是一樣的回答：「嗯，就是…很普通的那種。」然後配樂響起，情緒拉抬到極點，所有的無力無奈，憤恨與控訴，都以一個茫然的凝視淡出作結。

迥異於一般的警匪電影，【殺人回憶】沒有找到兇手，連想要尋找到一個象徵罪惡的臉孔來憎恨都毫無記憶，有的，只是對一個灰色時代無力卻尖銳的控訴。

請一定要看韓國天才導演奉俊昊二○○三年驚世之作【殺人回憶】。看南韓的商業電影已經達到怎麼樣的成就，看奉俊昊如何將巨大的灰色歷史，凝練在一百三十分鐘的光影與音聲中。

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段歷史的背後，必然雋刻下無數不堪回首、無可名狀的悲痛回憶，而創作者的職責，便是為那些無人作傳者訴說故事。台灣如此，南韓也如此，在如今鋒頭正盛、儼然將成為東亞強國的南韓，同樣背負著歷史的罪業。

解謎或是推理故事，有個固定的模式：兇手犯罪，破壞了我們生活世界的秩序，而主角（偵探或警察），在智力的較勁中贏過兇手，追尋正義，讓生活的秩序回歸。

【殺人回憶】以這樣的類型作了一個漂亮的起手式，同樣以兇案起始，以對兇手的追尋和正義的追求發展故事，但是奉俊昊在好萊塢式的框架上，他野心更大，也有自己國家民族的關懷要傳達，故事中，類型電影無法回答的巨大命題，就這樣冷不防被奉俊昊拋了出來：「誰是殺人犯？」和「什麼是正義？」

具有司法權的國家代表正義嗎？那為什麼在幕間穿插的，屢屢都是人民與國家的暴力爭鬥？警察代表正義嗎？那為了追求正義，為了對抗罪犯，警察可不可以刑求嫌犯，可不可以殺人？

誰是兇手？誰又能代表正義？純樸的小鎮發生兇殺案，宋康昊土法煉鋼的偵辦方法，在新時代即將來臨時，直覺、刑求逼供，或是小道消息，不但不人道，而且顯得十分愚昧。就在此時，從漢城來的金相慶，帶著先進國家的思維與科學技術，讓案情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似乎「美國來的」即將取代「韓國式的」秩序與正義，在這樣的衝突底下，故事觸碰到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是不是新時代的來臨，只要將新的、先進的制度引進，問題就完美的解決了？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管是擁有巫師之眼的宋康昊，喜好刑求與軍靴的鄒警官，和或是美國來的金相慶，面對真正的罪惡，都束手無策，都同樣無力，而且，他們在追尋正義的過程，也踐踏了正義。

這一切，和台灣這二三十年來的步伐何其相像？我們都走過那樣的時代，如果判了蘇建和死刑的國家不能代表正義，難道和國家衝撞的兇手就是正義嗎？這些共通的質疑與痛苦，韓國和我們都有同樣的經歷。

南韓的一九八○年代，國家暴力開始被自覺的民眾抵制，抗議民眾和大學生走上街頭向政府投擲汽油彈，戰爭的壓力與陰影永遠是生活的基調，永無止盡的防空演習，似乎讓所有民眾在這壓抑灰暗的色調中，皆成為性慾強烈、面目難辨、無法指認的潛在犯罪者。

於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犯罪者的犯行，無疑彰顯著與國家制度的衝突，他刻意在國家強行讓城鎮噤聲熄火的同時，張狂地肆虐肉體原初的暴力，而最後一個嫌犯更清楚對追尋正義的警官指出：「我不會讓你們刑求我」、「每個人都知道你們打人」，而嫌犯臉上始終掛著的，是對司法體制毫無保留的蔑視與道德優越感。

在這樣的時空下，警察成了最矛盾的存在。既是執法者，又是施暴者，最後在巨大的壓力下崩潰的，是當初對正義美好卻天真的信念。多少堅守理性、制度與科學的「好警察」，在那樣的時空，最終成了惟力是視的加害者，但即使如此，兇手仍然沒有找到。那是一段何其恐怖，但又何其真實的歷史！

但歷史更殘酷的地方卻在於：無論多麼巨大的事件，終究會輕描淡寫地過去。那些看似巍然不可撼動的信念或體制，不管是對於正義的追尋或秩序的維護，以及所激發的充滿痛苦的掙扎與扭曲，終究會成為後人不屑一顧的過眼雲煙。

於是絕大部分的人選擇遺忘。

但奉俊昊要我們正視，正視那曾經信奉科學實證，現代美式的「資料不會說謊」的信念，會被灰暗的現實硬生生地擠壓成「這份資料是個謊言，我不需要他」；正視俐落的軍靴飛踢拷打，變成斷腿殘肢，難堪地離場。

但南韓依舊踏著游移的步子快速現代化。於是，從一九八六到二○○三，充滿草根味道，事事土法煉鋼的傳統警察，轉身一變，成為嘮叨的父親與精幹的業務。

只是，過去那些回憶，他即使忽視，卻無法忘記，在偶然回首的時刻，總會憶起那晴天霹靂的時光，憶起那雖被時光掩埋，但無法遺忘的無力憤怒與正義控訴。於是經過金黃的稻田，以及似乎永恆不變的排水溝渠，他仍然低頭搜尋。

對於殺人與被殺的種種回憶，我們忘記了嗎？我似乎聽到導演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沒有忘記，從來都沒有忘記，我們從來沒有忘記，渴求正義如夜空長嘯的刺耳警報聲的痛苦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