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危險心靈》,是個非常錐心痛苦的歷程,因為,它逼我正視了我一直想要逃避自欺的真相
;喚醒了努力埋葬在內心深處的痛苦回憶。這本書應該讓所有的人好好看看,因為,我們活在名
為教育的巨大機器中,都曾被剝奪過一些無可挽回的美好。我讀著讀著,總是落淚。

十五歲的國三學生謝政傑因為看漫畫,被罰坐在教室外。隨後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吵鬧、對質、抗
議,也愈演愈烈,結果變成連鎖反應般,停也停不下來。過程中,侯文詠極力揭露關於教育與當
代社會現況的一切面貌,包括政治、媒體、學校、家長、校改等,組了龐大的殘酷世界中的共犯
結構。無比誠實,卻又令人無比絕望,因為這個共犯結構如此強大。

但矛盾的是,這群共犯神通廣大,同時卻又脆弱不堪。他們頑固,堅決,擅長玩弄權謀,製造有
利局勢,精通詭辯技巧,佔據主導地位,無數的人,各個階級、出身、地位、性別、立場的人,
手拉著手,一同組成牢不可破的共同戰線,一旦牴觸了他們,在巨大的共犯結構面前,個人瞬間
煙飛灰滅。

但這群共犯圖的是什麼呢?其實圖的不過就是,他們拒絕思考,也不容許別人思考,他們要消滅
思考。

因為思考就是顛覆;思考就是衝撞;思考就是冒犯。連自己的無知都無能瞭解的人,遇上自己無
法回答的問題時,便會拒絕思考與學習,惱羞成怒。

所以,即使這批百戰不穿的鋼鐵雄師,在他們武裝的底下,仍舊會被揭發出脆弱的內在。一旦,
遇上了真誠又勇敢的心靈,直捷無畏地叩問:「何為真理時?」,他們恐懼了。恐懼自己一無所
知,恐懼自己是錯誤的,恐懼看清自己醜陋的面孔。

受恐懼召集的大軍集結起來,兩千五百年前,他們毒死了蘇格拉底;兩千年前,他們弔死了耶穌
基督;五百年前,他們燒死了哥白尼,而在小說中,他們逼死了沈韋,並讓小傑成為啞巴。

約翰.彌爾曾說過:「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魯迅加了個附註:「而他竟不知共和使人沉默。」

《危險心靈》的結尾,便是謝政傑再也不開口。台灣教育、台灣社會,先是讓他在走廊畫漫畫冷
嘲,再讓他絕望後沉默。

誰是這個共犯呢?是參與的人、妥協的人、旁觀的人、接受的人、逃避的人、得利的人、掌權的
人…所有自私而懦弱的人,都屬於這個共犯結構,都一起執行這些辣手冷酷的犯行,一個一個世
代地謀殺每個曾經活潑;曾經年輕;曾經美好;曾經快樂的心靈。

我也是共犯。

這本書,冷靜又激情地為我們畫出了一張圖卷:當年我們如何受苦;當前我們又如何加害的巨大
圖幅。閱讀時我總部可避免地回想起我的國中歲月,那一個個橫擺著弄權面孔,大喊著「為你好
」和「將來你會感謝我」的那些被稱呼為老師的施暴者們。

我好想要回到他們面前,向他們說:「老師,你當年打我,我到現在,都還在恨你。我從來沒有
感謝過你,也從來沒有原諒過你。我只感謝我堅持下來了,沒有因為你的暴行放棄思考與學習,
我只感謝我聽了你們自以為是的言論,我沒有認同,也沒有欺騙自己那是正確的。我後來追求的
一切都是我反覆的艱辛苦讀而來,倚賴的是我一次次自我確認之後得到的堅定信心,沒有你們,
我也會成功。」

但最後,悲哀又責無旁貸的是,我終究成了共犯結構的一份子。十四歲時我曾為了鐵窗內被囚禁
的青春憤恨無比、失聲痛哭,腦中總打轉著自殺的念頭。但十年後,我從台大畢業,站到台上,
面對學生問我:「老師,念這個有什麼意義?」時,我卻只能告訴他們:「先背起來再說。」

我說謊了,我沒有勇氣說實話。

但小傑說了實話。在關鍵的對峙談判,學校掌握到可以將他定罪為「壞小孩」的「證據」──一
件在PUB被發現的制服外套時,小傑被問:「你有沒有上PUB,你有沒有吃搖頭丸?」時,小傑
說了實話。

每次讀到這個橋段,我都好想哭,因為如果是我,我會說謊話,我會說,我沒有去PUB,就像詹
老師面對小傑的質詢他:「你有沒有在外面補習?」時,這個大人理直氣壯地說:「沒有,我沒
有補習。」

學校為了他們的「勝利」歡欣鼓舞,因為一旦小傑吃過搖頭丸,他就是壞小孩。既然是壞小孩,
這個人對於體制所有的批評與反思,都可以無視──就像當年的極權國民黨政府對待思想犯一般
,先將勇於思考真理的人定罪為「叛亂犯」或是「共匪」,再一手遮天地抹煞他們振聾發聵的言
語一樣。就像現實生活中,我們對中輟生做過的一樣。

但是學校錯了,詹老師也錯了。他們並沒有因為謝政傑的實話而勝利,謝政傑也沒有因為說實話
而戰敗──相反地,正是因為謝政傑在重重壓力下,仍舊選擇說實話,所以他沒有被擊敗。他的
心靈沒有墮落,他沒有加入龐大的共犯結構,沒有社會化為一個面目難辨,千口同聲,毫無廉恥
,滿嘴謊言的「大人」。

一個高貴的人格,在受審的瞬間,卻同時判了這群可恥的大人罪。

就像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中說的:

「先生們,逃避死亡並不難,真正難的是逃避罪惡,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以我的現狀
而言,年紀又大,跑得又慢,已經被二者中跑得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我的原告雖然身手敏捷,
但由於行不義之事而被跑得叫快得罪惡追上了。我離開這個法庭的時候,事實本身判明他們是墮
落的、邪惡的。他們接受他們的判決,就像我接受我的判決。事實必須如此,我認為這個結果相
當公正。」

並做了預言:

「處死我的人啊,我要告訴你們,我一死去,復仇就會降臨到你們頭上,你們會受到比你們殺我
痛苦得多的懲罰。你們相信把我處死就能使你們的行為不受批判,但我要說結果正好相反。你們
會受到更多的批判,直到現在我還不能說出這些批判者是誰,你們也不知道誰會批判你們,但是
這些人更加年輕,會更加苛刻地對待你們,使你們更加難堪。」

謝政傑沒有長大,而成了一個孩子。他留在Wonderland,還是個彼得潘。孩子有單純的心,真
誠又勇敢。別人逃避,他面對;別人說謊,他誠實;別人審判,他思考;別人處刑,他大喊:

「你們當中誰沒有罪的,就可以拿石頭丟他。」

看,贖罪者,其實也是定罪者。受審者,同時也是審判者。因為在審判謝政傑的同時,這個世界
,犯下了無可饒恕的行為。

《危險心靈》中,用了大量的《聖經》為典故。讓書上充滿了殉難的壯烈色彩,這裡我也要引《
聖經》〈創世紀〉裡的一段話,來談論《危險心靈》,一段願意為耶和華親手殺死長子,百依百
順的亞伯拉罕,他在震怒的神面前,凜然的宣言,他是舊約全書,在暴烈易怒,無所不能的上帝
面前,唯一敢於正面質詢的:

創 18: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我。

創 18:21我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麼?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創18:22二人轉身離開那裡、向所多瑪去、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創18:23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麼?

創18:24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麼


創18:25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 全地的主、豈不
行公義麼?

創18:26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


創18:27亞伯拉罕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

創18:28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短了五個、你就因為短了五個毀滅全城麼?他說、我在那裡若見有四
十五個、也不毀滅那城。

創18:29亞伯拉罕又對他說、假若在那裡見有四十個怎麼樣呢。 他說、為這四十個的緣故,我
也不作這事。

創18:30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說。假若在那裡見有三十個怎麼樣呢? 他說、我在
那裡若見有三十個、我也不作這事。

創18:31亞伯拉罕說、我還敢對主說話、假若在那裡見有二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二十個
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創18:32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裡見有十個呢. 他說,為這十
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後來,所多瑪的居民卻唯恐不及地逼走了城裡唯一的義人羅得,興高采烈地迎向他們的末日;
各各他的人,更歡欣鼓舞地慶賀大盜巴巴拉的生還與耶穌基督的死去,而受了詛咒。

「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馬太福音27:25)

我們是不是也會做一樣的事呢?因為我們已經老去,已經腐敗的心靈,早已不是孩子,救不了
孩子,只能一代復一代的屠殺他們的心靈,宰割他們的青春,抹煞他們的童心。

到那個時候,我們還能吶喊什麼?如果我們內心還有一絲絲的良知,如果我們還想要放下手中
的石頭,我們還想要在孩子前懺悔,我們想要拯救自己的心靈,拯救這個罪聞於上帝的世界不
被天火焚毀,我們還能悲鳴什麼?

我想,還是魯迅那聲絕望的:「救救孩子…」

怎麼救呢?我浪漫不負責任地想,也許,在某個考完試的晚上,爸爸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坐在
漫畫店中,看《聖堂教父》;也許,在某個陽光燦爛的下午,老師可以坦誠地說:「我什麼都
不懂,但我們可以來一起思考,我們現在做的一切,是不是正確的...」

就像當年,蘇格拉底在死刑前夕和學生高談:「多想想真理,少想想蘇格拉底」一樣;就像當
年,孔子在被大軍包圍時,仍舊真誠地鼓勵子路:「君子在窮困中,也有所堅持。」一樣;就
像蔡元定死刑前,朱熹連夜和他專注地校訂參同契一樣。

就像當年,十歲的蘇東坡,和母親一起讀到後漢書裡,范滂受刑前,她的母親含淚為她打氣時
,小蘇東坡心生嚮往。他問媽媽說,假如我要做范滂,你允許嗎?她的媽媽程氏說:你能當范
滂,我為什麼不能當范滂的母親?

(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
,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宋史,蘇軾傳)

在殘酷的世界上,這些偉大的教育家總是走在生死邊緣,和孩子一同談著什麼是真理、什麼是
正義。即使總是伴隨著犧牲、痛苦與風險,但我還是要說,這,才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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