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賴的部落格

「大規模謀殺的世紀」︱《路西法效應》作者，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金巴多，如此稱呼我們出生的二十世紀，並為我們列舉了這樣一幀歷史圖像：

一九一五年，鄂圖曼土耳其人屠殺了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二十世紀中，納粹肅清六百萬猶太人、三百萬蘇聯戰俘、兩百萬波蘭人和成千上萬「不被喜歡」的人們；史達林蘇聯帝國謀害了兩千萬俄羅斯人；柬埔寨共產主義的紅色高棉政權殺死一百七十萬人民；二○○六年，種族滅絕在蘇丹的達爾富爾地區爆發開來…

　　在這一個世紀裡，不斷反覆出現去人性、高效率的大規模屠殺與強暴，這些事件我們或有所聞，面對這些人類最可怕極端的暴行、犯罪，大多數人都不能不為之震驚，但很少人能夠回答：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是什麼人做得出這種暴行、什麼環境導致這些事件發生？到底驅動這些事件的「邪惡」是如何產生、如何運作、又該如何消除呢？

　　《路西法效應》可能是針對邪惡的本質，做過最詳實、最系統性、也最深入明晰，又清楚易讀的心理學科普書籍。這本書談的，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邪惡是生活的陰暗面，我們或許幸運地暫時活在陽光下，但邪惡依然與我們寸步不離，時時伺機反噬。每個人都恐懼邪惡，但卻鮮少人理解邪惡，而《路西法效應》中，金巴多教授用他第一手的經驗與資料，為我們娓娓道來，到底邪惡的本質為何？而我們又能如何戰勝它？

　　這些振聾發嘳的文字，在他筆下格外有說服力，因為金巴多教授本人，就曾經在實驗室中，親手製造出了「邪惡」。

以假亂真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一九七一年，史丹佛大學的金巴多教授，對探討和理解監獄生活中，犯人和獄卒間關係的深層結構非常好奇；但單純觀測實際的監獄，無法將「先天人格特質」此一變相排除，所以金巴多教授自己造了一個監獄。

　　他在校內的一個地下室中，策劃了一個實驗：他挑選二十四名正常、健康，受高等教育的自願受試者，隨機分配獄卒和犯人的角色，在地下室的模擬監獄中，體驗去個人化的特殊生活。這次的監獄實驗規模空前浩大，其影響更遠遠超出任何人的想像，成為社會心理學史上，著名的經典實驗。

　　快速進入狀況的獄卒從第一天開始，就對犯人無理取鬧、羞辱和挑釁，而面對霸道殘酷的獄卒，犯人也迅速融入新角色，在第二天發起叛亂。反抗激起更強烈的壓制，很快地，實驗監獄就開始變得像真實世界的監獄一樣，獄卒沉溺在惡整這些不聽話犯人所獲得的權威感裡，而度日如年的犯人，開始卑屈地期待體制力量的公正介入，甚至相信這個虛擬監獄的真實性。絕大部分不滿的受試者卻未曾提出「退出實驗」的要求│即使他們是自願、無辜且隨時都可以離去的受試者，但情境的力量很快讓他們扮演起犯人，而不是「參加實驗的學生」。

　　而金巴多本人，居然也因為太過投入實驗的情境，變得冷酷專制，直到當時的女友來訪，對他說「你對這些孩子的所作所為真是可怕」，作者才猛然醒悟，中止實驗。這場實驗的迴響、餘波、爭議長達數十年不斷，而在三十多年後，金巴多憑藉著當年的經驗，深入研究伊拉克戰爭後出現的阿布葛拉伊布虐囚事件，並擔任一名被告的專家證人。

「邪惡」與否，情境力量遠大於個人特質。

　　史丹佛監獄實驗證實了，就絕大部分的人而言，情境力量遠大於個人特質。根據實驗經驗，要讓放暑假的名校大學生成為冷酷、充滿創意的「惡人」，所需時間不到一個禮拜。於是，金巴多將「對抗邪惡」這件事情，從剷除、隔離少數特定不良份子的視角，提升到整個環境、制度的視角。

　　對抗邪惡正如同對抗疾病，應當從醫學提昇到公共衛生的角度，唯有一個合理、有效的體制規劃，才有可能真正根除邪惡這種傳染病，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狹隘視野，永遠無助於減少邪惡，因為只要出現去人性化、階級鮮明、敵我對立的情境，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惡人。

　　在另一個著名心理學實驗│米爾格倫實驗中，百分之六十五的隨機受試者在一個小時內，就可以做出殺死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決定，只要讓他們覺得自己是「聽命行事」。

　　但反過來，必須同時完成許多條件，邪惡才可能像瘟疫一樣爆發，而在重視個人、包容多元、平等自由的環境中，絕大部分的人，也都樂意扮演「好人」的角色。

　　重要的是，金巴多進一步舉出十個抵抗情境力量的要點，其中有些特別讓人省思，像是：「當下承認我犯錯了」、「我必須為我所作所為負責」、「我堅持自己的獨特性，不要將我匿名化、編號、穿上制服，因為去人性化的環境是犯罪的溫床」、「我不盲從權威」、「我不為了加入團體的渴望，放棄我的獨特性」、「我會用邏輯檢視資訊是否被扭曲、操弄」、「我不會被恐懼勒索放棄自由」等。

　　或許，這才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畢竟大屠殺的時代尚未終結，未來將不斷重演，沒有人能夠確保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不可能成為加害者，或被害者。但若我們改革體制、創造正確的情境力量，或許扭曲的人性有可能像絕跡的傳染病一樣，永遠根除，這或許是我們這個世代可能達成的，最振奮人心的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