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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遙遠又讓人難熬的距離,可能就橫亙在難堪的中年父親與尷尬的青春期兒子間,那種令人絕望的疏離感。

 

或許世間每一個父親都終究要面對這一天,像是某種命定的審判,或是永恆的情節一般:進入青春期的兒子傑西,聰明到足以發現學校不僅無聊虛偽,而且充滿挫折,開始討厭上學、抗拒學習。而作者大衛.吉爾摩像所有父親一樣,極力用自己壓根就不相信的藉口,想說服兒子走上正途,但當然,他失敗了。

 

青春期像是鋼索,父母只能在旁膽顫心驚,看著兒子隨時可能墜入無底深淵,大衛發現:「我了解到我們已經在這場對學校的戰役中敗北了」。

 

或許,他可以像絕大部分的父親一樣,利用自己的年紀、金錢與地位優勢,利用孩子恐懼的天性,逼迫傑西回到學校,但他也知道,如果這樣做,他將會永遠失去傑西。所以即使內心充滿恐懼與惶惑,他還是決定,傑西可以不去上學了,只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每週要一起看三部電影,作為輟學後替代的「教育」。

 

傑西失學,又糾纏在充滿挫折的人生、失敗的戀情、麻醉藥的環繞中;而大衛也不遑多讓,他做出一個風險難料的決策,又在此時失業,這段在多重壓力的煎熬下的生活描寫,卻更加讓人覺得動容且深刻。

 

原因在於,作為一個父親,大衛的自我懷疑與內心剖析,不但脆弱無助,而且真誠無欺,或許是這點,讓他不同於絕大部分的父親---那些我們所慣見的父親。在小說中,他這樣描寫這場父子間必敗無疑的拔河:

 

他抬起頭來,不再是兒子看父親的表情,而像是艾爾帕西諾,看著一個混球。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又往前進了一步,他已經對於『敬畏我』這件事感到厭倦,也希望我知道這一點。事實上,我們彼此的角色位置,已經產生了戲劇性的移轉,變成是我比較擔心他會不悅了。

 

但他挽回的方法,卻是特地挑了一部克林.伊斯威特的電影與兒子共賞,原因是電影裡有一幕一個臨時演員的鏡頭---那是與作者決裂的哥哥,一個混蛋。然後,他這樣對傑西說

 

「在我還小的時候,我怕他怕得要死。人們總會恨那些曾經讓自己害怕的人。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知道。」

 

「我不希望我們之間會發生那樣的事。」我說:「拜託。」

 

就這一句「拜託」,我給了他就算我道歉一百次或竭盡心力辯解,都無法給他的東西。

 

像這樣,大衛上演了一場動人心弦、令人鼓舞的大逆轉。他翻轉了兒子對自己的恐懼,將自己的脆弱與愛無欺地袒露,讓兒子感受到自己的愛,挽救彼此的人生。

 

透過書中的自剖,讓我們看到,父親是脆弱的、父親是迷惘的、父親是無力甚至絕望的。他不能指導我們度過生命的困頓,因為他也不是在世間波濤中生還的勇者,他當年可能一樣笨拙,或更笨拙,甚至時至今日,也依然笨拙。這才是人生的真實樣貌,他在電影面前揚棄了陳腐的武裝和偽飾,他勇於承認他的不知道。

 

或許絕大部分的父母,都會在擔心孩子誤入歧途之時,用恐懼、金錢和威勢脅迫孩子上學。但其實他們內心可能都知道,唸書之後並不一定會有好的人生,即使成績好、找到理想的工作,還是可能覺得自己過得很糟、很悲慘,更重要的是,即使用強迫的方式,也不可能讓小孩接受這種空洞又虛偽的說詞。大衛和一般父親不同之處在於,面對青春期的困境,他承認他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承認他自己的人生也過得不好,然後,試著用他唯一擅長,也是唯一和孩子共同喜歡的事情「看電影」來解決。

 

當然,看電影可能不能解決問題,絕大部分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真的解決什麼問題,在這三年的時間內,談的大多是切題或不切題的種種,談愛情、談喝酒或喝醉、談馬龍白蘭度或詹姆士狄恩、談伍迪艾倫、談重慶森林……電影,像是一條無形的安全纜繩,柔軟且充滿彈性,讓這段青春期的鋼索之旅,不受拘束,卻又有著深厚的羈絆。

 

闔上書頁回憶內容時,我彷彿聽到,父親大衛如此說著:「兒子,我愛你。你聰明又敏銳,纖細而脆弱,無比珍貴。終於,你到了青春期,你正受苦,我也在受苦;你陷入迷惘,我也一樣茫然。有太多問題我想問你,太多話想對你說,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回答、是否想聽,也不知道我是否該問,是否該說。所以,可不可以,就讓我們一起看一場電影?」

 

這樣也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傑西可能還是一樣討厭學校,可能最終一事無成,過著悲慘而痛苦的人生,但沒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教育孩子,透過一場場電影的共渡,大衛至少陪伴了傑西人生最易碎美麗的時光。至少,他能在兒子自組的樂團表演時,從搖滾舞台下看著還是青少年的傑西演唱自己寫的歌,然後發自內心真摯地覺得、並從腦海裡不能自主地回盪著昆汀塔倫提諾編劇的《絕命大煞星》裡的一句話:「你真酷、你真酷、你真酷。」這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發出由衷的讚賞呢。

 

多美,大衛與兒子之間譜寫的故事與羈絆的親情種種,多像一首漫長、言不及義卻又打中心窩的一首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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