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裏祝壽時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他短髮,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發,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挂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著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著,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著哭了一通,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腳有些發抖,蹌蹌踉踉退下幾步,瞪著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著;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卻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著;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著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

  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著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地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悚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小栓死了。他大約在吃了康大叔「包好」的藥不久後便死了。小說以華大媽的掃墓做結,恰好對稱華老栓初章的買藥。

 

  走的路本是官地,表示官府的無所不在,下層階級本應無法生存。但路是人走出來的,存活下來的人,仍是走出了一條路。

 

  這路,就是希望。魯迅曾說希望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雖然有路,但在官道上走出一條歪歪斜斜的路的代價極大──兩旁堆的全是犧牲者。

 

  這些人,全是富人家的食糧,是他們熱鬧祝壽時吃食的饅頭。富人之所以富,窮人之所以窮,就在這吃與被吃。而小栓吃了血饅頭,夏瑜做了血饅頭,他們其實終究也以身做了那些富人供桌上,層層疊疊面目難辨的白饅頭。

 

  只有他們的家人還掛念他。獨子死了,華大媽哭了一場,但卻呆呆的,彷彿期待等著什麼,但其實一切已然絕望,人死不能復生,而晚景也必無限淒涼──而其實是什麼也等不到的,世間沒有人會來救這絕望的老婦,除了被他兒子做藥的夏瑜這樣的人。

  

  她巧遇另一個人,便是夏四奶奶。夏四奶奶宛如華大媽的鏡子,還比她更落魄,此外,還為兒子的死,無限羞愧──她兒子是犯事死的,連自己的母親,都感到丟臉。

  

  這兩人葬在一起,殊途同歸。華小栓與夏瑜,華夏兩字,便代了中國,他們兩人是千千萬萬,無盡的遊魂血淚。

 

  兩人搭上了話,並看見了花圈。華大媽原是有些關心夏四奶奶的,但見了花圈後,魯迅寫華大媽:「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

 

  仍舊是階級,都成了土饅頭,荒地裡的死人跟死人之間,還是有階級,階級無處不在,生死相隨。階級一分,華大媽的溫情與人性頓然消失──中國人的愚昧當真頑強執拗,不可思議。

 

  花圈是誰的,夏四奶奶想不出,便又歸咎到荒謬的迷信了,她要死人顯靈,但生人在世時的理念卻絲毫不知──她不知夏瑜就是為了要破除她現在這種迷信才死的。

 

       更可笑的是,不管花圈從何而來,夏瑜的墳有花圈而華小栓的無,此時夏四奶奶似乎便略高一些,有了發言權,而華大媽只能靜聽,不宜打斷或議論。

   在這人間至苦的幽暗底層,仍舊要分出階級。

即使是死,即使是墳地,魯迅唯一且永恆的主題仍是揭發與諷刺。夏瑜,也就是秋瑾畢其一生就是要讓人民開化,消去階級,但他絕對料不到連自己墳上的一個花圈,仍然擺脫不了階級的仇視與無知的迷信。

 

  夏瑜是不會顯靈的,烏鴉當然也不可能飛過四奶奶的頭頂。這活人祭弔的氣氛,魯迅寫的仍是極度陰冷,毫無生機、溫暖與陽光。這個濃縮的場景,便是整個中國的處境。整個華夏民族,在祭弔他們或無奈、或壯烈的孩子,淒清死寂,而仍舊揮之不去階級與迷信,將自己兒子的死,託之以極荒謬可笑的理由。

        而等到生人出現,華大媽的地位便在罪人的家屬夏四奶奶掙回些似的,可以打斷她的祝禱與等待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而無論多麼悲痛,無論是不是冤枉,這些受難的人,永遠搞不清造就他們處境的加害者。只能問自己不知該問些什麼的問題,並屈從不知為何要屈從的階級--罪人的母親是人人可鄙的,不該在人前出沒。

 

  夏四奶奶沿著舊階級社會的脈絡,推舉了所有可能的送花者。但她不懂,夏瑜風風火火的一生,自有他的同伴、知己與後繼者,她當然不識得他們,一如她不識得兒子的志業。

 

雖然她不識得,終究有人繼承秋瑾未完的革命,把這大清的天下還給我們──至於革命後怎樣,又是另一齣悲劇了。

 

  烏鴉飛逝,宛如詛咒或反諷,只留下悵然與茫然。

 

  梁啟超曾揭櫫小說的價值一如改革的火炬,而魯迅接過,卻專照那陰慘死惡之處。他其實也不是想給這些地方帶來光亮,而只是想揭發這些地方的髒污噁心,他是不認為這些朽爛到骨子裡的人民有什麼好改變與原宥的,不然也不至於說出「痛打落水狗」這等話。

 

  他自始至終,都放棄了那些人,而把希望放在孩子──救救孩子──我想我應當是他的孩子,我們這些讀者都是。

 

  我自己是不知道有沒有得救的,因為我總是在他小說卑污的人性當中,或多或少見了我自己。

 

  總有天我不再是孩子,那大概也要被魯迅所仇恨了吧。但魯迅的悲哀正在此處,世間一切都為他所憎惡不屑,也就沒有希望,他只能把希望放在看不見的地方。他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但人性難移,孺子總有一天會長成千夫的。

 

  小說都是他的親身經歷,而他的生命幾乎沒有什麼可寶的,才造就了他的仇恨與絕望。藥的故事、砍頭的故事、英雄斬首群眾譏笑、失去兒子的老婦這些,都是他一再重複的主題。他經歷過這些悲慘,而這些就是他小說創作的動力。底下引的是吶喊的自序,那鐵屋裡絕望而悲愴的吶喊,我似乎猶在耳邊──而我有時看到他人議論的嘴臉,也恍惚地似乎還身在那百年前的惡夢鐵屋一般。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己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裡,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裡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員警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己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裡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了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幸的事,但僥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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